中国汽车业的发展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关系密切，受产业政策的影响较大。从长期看，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在资本市场日益规范发展的情况下，中国汽车行业的长期发展增长是值得期待的。
　　
　　宏观经济“热”得有理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让世人咋舌。2003－2004年每年增长都在9.5％，2005年则达到了9.9％，而2006年上半年一度达到10.9％的增长。面对如此高速的增长，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经济再次陷入过热，新一轮宏观调控即将开始。

　　中国经济是否真的陷入新一轮过热？新一轮调控是否真的需要马上开始？表面上看，10.9％的高速增长是近几年来增长的最高峰，并且超过中国1980－2004年间平均9.8％的平均增长速度，判断当前经济再次陷入过热从而需要新一轮调控似乎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只是“似乎”有道理而已。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讨论“经济过热”，其判断依据并不是投资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速度有多高，而是要看供给需求是否平衡，导致增长的因素是否可持续，就像我们不能看姚明长得高就断定一定是“巨人症”，除非我们发现姚明的身高增长的确是某种病态。

　　然而，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所导致的物价波动上，我们并不能发现中国经济有过热的迹象。恰恰相反，由于本轮对能源、原材料以及其他瓶颈产业的投资正日益转化成生产能力，我们看到的是各个方面的供求关系都趋向稳定与改善的前景。比如，从物价指标看，消费物价水平从去年以来已经牢牢地控制在2％以内的水平(去年是1.8％，今年上半年是1.3％)，显然这样的供给需求状况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健康的年份。在最容易引发物价上扬的源头，能源、原材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在2004年达到11.4％的最高水平，然而2005年回落到了5％，今年上半年虽然国际油价依然居高不下，但电力短缺的局面却大有好转，因此总体得以保持在6.6％的水平，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很稳定，2004年是6.1％，2005年是3.2％，今年上半年是3.5％。还有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4年是5.6％，2005年是1.6％，今年上半年是1.4％。所有各类价格指数，都完全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国家统计局)。

　　过去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备受关注，同时也是最多引起非议以及各方要求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的最重要理由。然而，从土地交易价格指数看，2002年是6.9％，2003年是8.3％，2004年是10.1％，2005年已回落至7.9％，2006年上半年进一步回落至5.7％(国家统计局)。从房屋销售价格指数看，2002年是3.7％，2003年是4.8％，2004年是9.7％，2005年已回落到6.5％、今年上半年进一步回落到5.5％(国家统计局)。显然，房地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表明，2004年是房地产价格上升的最高峰，而目前已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房价和地价都没有失控。

　　综上所述，从供需关系导致的物价变动看，当前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很高，但却很难称之为过热。一如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所指出的，如果拿当前的经济增长与1992年那一段时间相比，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非常健康的，增长虽然高但物价稳定。中国经济在眼下似乎就像一个身体正发育的年青人，身高长得快但无需吃药。经济过热的判断以及重启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却是缺乏依据的。

　　判断总需求是否过热，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何种需求过热了，是否存在不健康的因素。是消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对于GDP增长的贡献不仅不高，而且各方都认为太低了，因此当然没有人说消费高了。正因如此，政府才明确提出要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来扩大内需。那么是外需高了吗？似乎有这样的意见，但政策导向却是强调人民币汇率要稳定，强调外贸部门的出口增长对中国的就业稳定很重要。这也就是说，在主流的观点看来，外需增长是正常的，并没有人坚决地主张人民币汇率一定要大幅升值并降低外贸需求。

　　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外需中，似乎只有投资是导致经济过热的根源了，宏观调控过去几年的重点也是“投资过热”，特别是打压房地产投资。那么，投资真的不健康吗？

　　让我们进一步对投资的情况进行分析。统计数据显示，在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投资的确是唱主角的。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6.6％，2005年为27.2％，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31.3％的高水平。如此飙升的投资增长被看成“过热”并被判断为导致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似乎也是很有道理的。

　　但也只是“似乎”有道理而已！问题在于，判断投资过热的理由同样也不是投资速度本身，而是投资的效应。其中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依据，一是投资导致了供需失衡，表现为投资价格指数上升太快，但前边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找不到这样的统计数据的证明。二是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如果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则说明投资增长高没有道理，投资可能正处于非理性且不可持续的过热状态。

　　近期，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采用直接的算法，即用大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净资产和利润进行比较，计算净资产回报率，结果发现，从1999年以来，大陆的投资回报率处于不断攀升状态，从1999年的6％左右一直上升到了18％以上(详见图1)，正处于空前高涨的水平，也几乎是全球各主要国家最高的投资回报水平。宋国青教授的计算得到了高盛经济学家梁艳等许多同行的认同。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是健康的，在当前低通货膨胀率高投资率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有坚实支撑，是可持续的，根本不需要进行大力的宏观调控；当然也意味着正处于“超级流动性”的全球资本仍将继续源源不断地向中国集聚，以寻求高投资回报率。

　　显然，对于投资回报率的这一颠覆性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其政策含义和理财含义可以说都不同寻常。第一，从政府的角度看，给定当前的稳定的物价水平和高投资回报率，宏观调控并没有理由，特别是不能以继续打压投资来紧缩总需求。第二，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产业投资以及资产投资都大有可为，中国将更加成为全球投资者的天堂。第三，从居民的角度看，大陆居民存款的真实回报在当前通货膨胀下，其收益几乎为零，因此居民对资产结构调整就是合理的选择，这一调整运动迟早会发生，更多的居民资产还将进一步流向房市、车市、股市等高回报的资产市场，进而引发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这当然同时也意味着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不可能停止。
　　
　　汽车消费“井喷”增长

　　中国的汽车业发展与中国的宏观经济变化关系密切。“汽车时代”的到来首先就建立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而汽车业的发展又将大大助推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普遍认为，支持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下列因素是重要的：①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民财富和收入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经济上为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②私人购买汽车成为支撑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③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5相关行业发展助推汽车工业高速增长。

　　当然，改革对于中国汽车业的作用也是重要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汽车业竞争日益加剧，开放合作战略的实施使企业加快了产品改造和换型的步伐，为市场增添了活力，而汽车行业经过不断的优化重组，进一步提升了集团化规模实力，推动中国汽车产业繁荣，中国社会终于进入千呼万唤的“汽车时代”，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个与房地产、汽车等城市重工消费品关系密切的黄金增长时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此时代得到高歌猛进的发展。

　　在过去几年，WTO带来了汽车竞争和降价，继而拉动中国私车的增长和中国整个汽车业的大发展。中国私人汽车的数量，从1987年的35万辆，2000年的625万辆，增长到2005年的1848万辆，分别增长了53倍和1.96倍。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也从1999年的0.5辆，上升到去年的3.37辆。私车购买的增长引发中国汽车产业的扩张。中国的汽车年产量长期徘徊在数10万辆到100万辆的水平，2000年第一次突破200万辆，但2005年的产量已达到571万辆，增长了1.76倍(详见图2)。

　　尽管遭受到宏观调控的侵袭，但在过去三年，中国汽车企业的效益也有良好的表现，如全行业三年利润平均增长达51％(详见图3)。

　　2005年以来，中国汽车业进一步摆脱降价预期所带来的影响，销售和利润持续攀升，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一轮非常强势甚至“井喷”式的增长(详见图4)。

　　2005年还成为中国汽车业进一步成长，出口成为新的景观的一年。奇瑞出口美国、陆风出口欧洲……多家本土汽车制造商不断攻克着国际市场。从中国宏观经济及中国国际比较优势看，我们预期中国汽车业这样的一个出口态势还只是开始，未来的表现将更加精彩。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作出如下预测：

　　1.在中国宏观经济的强势增长下，在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销量和经济效益仍将高速增长。

　　2.中国近期的确有可能迎来轿车消费的“井喷”增长。

　　3.中国将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及出口基地，汽车产业将重演中国家电业走过的道路。